盛家廉（1917-1998），原徐州农科所副所长、研究员。191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吴江。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曾任原甘肃省农业改进所任农艺系技士、甘肃省张家寺农业实验总场主任、北京前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园艺研究室代主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秘书兼任杂粮研究室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裁培研究所杂粮研究室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薯类研究所甘薯育种研究室主任、江苏省徐州（徐淮）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甘薯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兼任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92年享受地市级离休待遇。著有《甘薯》、《甘薯育种学》、《甘薯栽培技术》、《中国甘薯栽培学》等书。最早采用短日照结合嫁接诱导甘薯开花开创有性杂交育种；育成以“华北117”、“北京553”、 “徐薯18”等为代表的20余个高产、抗病、优质甘薯新品种，尤其是“徐薯18”在全国覆盖面为历史最大，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为我国甘薯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一、追求光明为国效力
盛家廉青年时期，正处于我国国难深重的年代。1936年在杭州作为发起人之一，组织成立了“黑白文艺社”，对40年代浙江大学的学生革命运动起有拓荒奠基作用。1946年开始甘著科研生涯，同甘薯结下不解之缘。1948年12月，作为中共地下党护场委员会成员迎来北平的和平解放。从此，他的全部心血都花在农业科学研究上，为我国的农业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二、刻苦钻研培育良种
深入冀东、冀中地区进行甘薯生产经验调查，率先研究出短日照结合嫁接的方法，首创成功诱导甘薯开花进行有性杂交。将日本品种“胜利百号”和美国品种“南瑞苕”进行正反交，50年代培育成“华北117”,“华北166"， “华北52—45”,“华北48”、“北京553、“北京169”、“北京284”等7个华北系统的甘薯新良种在我国北方薯区推广应用，对当时提高甘薯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农业部嘉奖。
三、忍辱负重为民立誓
1956年盛家廉由六级提升为五级副研究员。正当他处在年富力强、为全国农业科学事业有所发明创造的时候，1957年秋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四川省南充地区和西充县农村劳动改造。由于他工作积极，勤奋进取，于1959年9 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也就在那时，他听到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日本专家访华团以后说到：“胜利百号”的确是日本的甘薯品种“冲绳百号”，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要抓紧赶超。向来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献身科学事业责任感的盛家廉，心中羞愧无比，一连几天，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不相信拥有八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搞不出一个比外国好的甘薯新品种?！从此，他下定了决心，向党和人民发出铮铮誓言：不培育出压倒“胜利百号”的甘薯新品种，死不瞑目！
四、协作攻关成果丰硕
1960年春盛家廉在参加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的海南岛农业考察后，由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调到薯类研究所任甘薯育种研究室主任。1962年7 月薯类所撤销和助手和们一起被合并到徐州农科所。他采取内外结合、协作攻关的方法，走专业研究同群众性科学实验相结合的道路，尽力加快甘薯育种进程。先是从薯类所材料内选育出 “栗子香”和“811”、“1708”等新品种供生产上推广应用。其中“栗子香”在60年代初曾推广种植100余万面，对安徽、江苏北部，河南、山东大部薯区的增产发挥了一定作用，至目前仍属我国高淀粉育种中不可多得的高干亲本材料。后来他又培育出“新大紫”、“丰收白”、“徐州1-2”、“徐州236”、“徐州21”、“徐州61”、“徐州941”、“徐州225”等8个各有特色的甘薯新品种(系)。同时，依靠群选群育，还选得“群力1号”、“群力2号”两个新品种。由于这些品种(系)的产量、品质和适应性都比较好，有的受到农业部或省政府的奖励。其中“新大紫”、“丰收白”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大面积推广应用，其最大种植面积曾分别达200余万亩和100万亩以上。
五、身处逆境实现夙愿
“文革”期间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在甘薯研究团队中有8名同志被迫调离或改行，只留下3人。他和助手们连续奋战了5个年头，终于在抗病的“新大紫”与高产的“华北52-45"两个品种杂交组合的后代中，选育出了具有植株综合性状好、高产抗病、适应性广的“73—2518”新品系，1976年正式命名为“徐薯18"。在培育“徐薯18"的过程中，盛家廉不知花费了多少劳动，付出了多少艰辛。自此“徐薯18”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截止1983年“徐薯18”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达2160万亩；至1985年累计推广1.08亿亩，为国家增产粮食107.57亿斤，增值14.11亿元。由于“徐薯18”的推广、抑制了根腐病的蔓延，扭转了病区绝产或少收的局面。河南洛阳农民称“徐薯18”为“救命薯”，成为我国自育甘薯品种的冠军。1978年“徐薯18”获得江苏省科学大会奖、1980年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徐薯18”压倒了日本的甘薯品种“胜利百号”，盛家廉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盛家廉（右一）
六、重视实践与时俱进
为使甘薯良种能继续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不断为人民造福，盛家廉自1977年开始，就对“徐薯18”进行提纯选优工作，选得芽变体“徐77—6”新品系。1985年“徐77—6”仅在苏、鲁、豫、皖四省部分薯区已推广种植200余万亩，增值1亿元以上。自此以后，“徐77—6”一直作为“徐薯18”再提高的原种广泛用于全国各地大面积栽培用种和优选亲本。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膳食结构的改变，为了满足食品加工用甘薯品种的需要，在他主持和参加下，于1981年育成红心食用甘薯新品种“徐薯34”，从而满足了广大民群众当时对早熟、高产、优质、商品性好、内含维生素多、适于蒸烤及食品加工用甘薯专用型新品种的要求。
徐薯18育成者：袁宝忠（左）盛家廉（中）朱崇文（右）
七、严以律已为人师表
盛家廉最欢迎别人向他提问题，自已也不耻下问。遇到有关重大问题，他总是先找有关专业的同志请教，再与助手们商量，并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长期以来，经常有中、青年科技人员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工作者以及基层生产单位的干部，带着科研、生产上出现的问题来向他请教。无论是登门还是来信，他都是热情地给予解答或亲自函复，甚至邀请到自己家里做客，热情款待，解决问题。中青年科技人员或报刊杂志社的编辑同志有时请他翻译参考文献或审改科研论文，他从不推却。凡是送请他审改的课题计划、试验报告、论文专著，哪怕是标点符号有误也从不放过，通览全文，认真审核资料、数据和结论，给予确切的指正。笔者作为他的学生与他长期相处，有幸看到他的调查笔记、总结材料、研究报告、编著书稿等，字迹都非常清晰、工整。
与杨又迪先生田间考察
八、不断探索精心育人
盛家廉主编出版了《全国甘薯品种资源目录》，荣获农牧渔业部技术进步三等奖；撰写出版了《中国甘薯品种志》。并组织国内外的协作力量，开展对甘薯种质资源的组织培养、茎尖脱毒、试管保存等探索性研究，填补了我国“甘薯病毒病防控技术”的空白，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盛家廉对人才的培养看得特别重要，花费的精力非常多。特别注重中青年看问题的一得之见，并善于用各人之所长，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在具体的科研工作上，他身体力行，实行传、帮、带，做到言传身教。在他外出时，常买来一些参考书籍分赠给青年科技人员或技术工人，帮助他们提高专业知识和科学文化水平。在他从事甘薯科研50余年期间，共培养甘薯专业研究生、科研人员或技术工人30多人，后来都成为不同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其中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马代夫研究员就是典型代表。他主持撰写了《甘薯》、《甘薯育种学》、《甘薯栽培技术》等书；组织编写了《中国甘薯栽培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甘薯条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薯类) 分支。他还在《中国农业科学》、《遗传》、《种子》《农业科技通讯》、《作物品种资源》等十几种科技杂志上发表甘薯研究论文及科普文章39篇。他一向把科研上的收获看成是大家的劳动成果，自己只不过是多费一点心思。在他写的文章中多是几个人联名发表，有时硬把他人的名字放在前头，甘当“人梯”。
国际甘薯突出贡献奖
九、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更加精神焕发，老当益壮。中国农业科学院曾要调他回北京，其他同行也劝他在年老体弱时回北京较好。可他却决定为了工作不能离开徐州。他说“今生我的余年不多了，更要抢时间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多作些贡献”。鉴于他的显著贡献，被评选或任命为江苏省“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和参事、徐州市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徐州农科所副所长、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国家“农畜育种技术及繁育体系”甘薯专家组组长等。但他仍千方百计挤出时间深入实际，进行田间调查和指导甘薯科研工作，尽量把批阅文件、审改论文、翻译文献和编撰著述的时间安排在晚上、星期天或节假日，出差在火车的旅途上，他都抓紧时间查阅资料，坚持工作到深夜，虽已年过花甲，在农业科学战线上仍是一名顽强拚搏的勇士。盛家廉一直对待国家重要的科技任务十分重视。为了掌握全国甘薯育种攻关的第一手资料， 他身临其境作指导 ，有时不顾年老体弱，还在所里和助手一起参加试验中的田间劳动，和相关人员一起赴我国南北方、长江流域薯区进行实地考察，对试验设计的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数据统计、结果分析等方面给予具体指导。大家对他这种深入实际、平易近人的作风无不深表敬佩。
撰稿者：孙近友、孙明芳